专访刘云中：京津冀破题要从易处着手
京津冀一体化是个老话题，过去在行政分割之下，各方难以达成共识，很多专家认为难点在于缺乏中央的推动。去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此列为优化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战略，并提出争取明年有良好开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到底应该如何破题？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云中。
在他看来，京津冀一体化本身就是统一全国市场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实际上这种作用已经在京津双城的互动合作中有所体现。不过，由于京津冀牵涉面宽、关系复杂，不能指望一个区域政策或规划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应该从最容易做的地方务实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自下而上推动
《21世纪》：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2015年要争取良好开局，京津冀2015年怎么破题？
刘云中：首先，京津冀要先做硬件，这比较容易，而形成制度性的东西比较困难。这就要求先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把一些规划落实，把一些大家反映强烈的断头路等打通。京津冀各方可以从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做起，用务实的方式来推进。
第二就是一些产业或创新资源的共享，可以先做一些容易的事情，北京先把一些小的企业调整出去，像食品、医药、机械制造等小企业往周边地区转移。
当然，体制机制方面还需要探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领导小组。而在落实的时候，在利益的共享、分配上各方有自己的看法，这可以通过成立共同的投资主体来分享利益，部分收入、税收按比例分成。
《21世纪》：这是比较难的，这些年来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都是卡在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上。
刘云中：要慢慢来，不可能一下子都理顺。但是，像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主体就可以先成立，还可以通过政府出面成立一些引导基金，做一些产业基金，这些事情大家都能一起商量。
很多中国人首先希望一件事情快速见效，二是想把事情考虑的很清楚，这种从上往下的系统思维观念很强。但是现在这种社会下，由于社会经济体量很大，人们生活水平比较高，在每个人的信息、技术、能力都很强的情况下，调整一个东西很难。
国外一个区域的发展战略都是二三十年的过程，但中国人很着急，希望今年提出来明年就见效，希望今年提出治霾明年雾霾就没了，洛杉矶治霾60年，这种过程很漫长。而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都是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事情。
在制度设计上，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比如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简单，事情可以办的很有条理。但是现在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很复杂，这样做很难，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方式，制度设计和制定也是一个慢慢建立的过程。
从思维方式看，更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是底层先去做能做的事情、能看清楚的事情，不能总是争议着要先有一个统一、清晰、可执行、可问责的制度，然后才去动手做。
要让市场发挥作用
《21世纪》：前些年人们说京津冀一体化缺乏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但是现在中央重视推进，又有人说行政力量太强缺乏市场力量的推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云中：政府肯定要发挥一定作用，但也要看到地方自发的一些东西，有些人、有些产业在离开北京，这就是市场在起作用。
市场起作用就是价格起作用，北京的地价、房价贵，很多不依赖于政府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就会离开，不需要离政治中心这么近，而成本又这么高。这种情况下，有些产业就是往外走的，有些创新的机构就在往天津走，北京一部分科研院所的研究都转到天津去了。
因此，要让价格起作用，该涨的东西就要涨上去。
《21世纪》：但是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地铁涨价，人们质疑的是一遇到城市病或者一体化等难题就用涨价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懒政，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发挥政府的真正职能？
刘云中：的确每一种改革或政策设计都有它的问题，这种涨价的方式可能会造成一系列问题，比如公交地铁涨价，公共交通的补贴削减，可能会使交通更拥堵。
但是，首先必须要让价格发挥作用，否则没有替代手段，难道要把人赶出去吗？第二，价格起作用后，还要弥补价格失灵的地方或者没有达到政策意图的地方。
政府是不是懒政，不是出台一个政策就是懒政，而是取决于两点，一是有没有更好的配套政策，二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一个政策出来后完全没坏处只有好处，这种帕累托改进的政策也不是没有，但要花很大功夫。
地铁收费提高之后，一是收费要透明；二是收入透明的话，就可以用补贴的方式，来减轻政策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负面效果。
除了让价格发挥作用外，还有一些政府改革，比如行政审批等职能放下去之后，很多企业不一定非得在北京承受这么高的物价水平，很多在北京的经济活动是跟中央政府有关系的，如果一些审批权限下放，是否就会有变化。
这些都需要慢慢推进，在当前这样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很难设计一个全面、透明、可执行、可问责的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变换思维方式，从最现实的地方开始一步步做。
京津冀还需分工协作
《21世纪》：京津双城关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过去两个城市有一些不良的竞争，比如北京想把曹妃甸作为自己的出海口，接下来京津之间如何协调发展？
刘云中：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看，京津之间差异很大，因此合作互补的空间很大。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是政府对区域合作分工的诉求不一致。
北京有2000多万人口，收入水平不低，尽管不讲经济中心、经济功能，但是还有这一方面的压力，它对于产业、科技活动和高素质人才的向外转移疏解会有一些担忧。而天津希望跨越式发展，需要比本身水平高一些的东西，对于科技、创新有强烈需求。显然，两地有着诉求上的差异。
两个地方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很大合作空间，现在看一些微观的活动，北京很多企业去了武清，北京很多科研活动到天津去做。但一些外部性的东西目前有不同的定位，比如交通，包括城市轨道交通、京津与内陆的交通，以及河北沿海和天津的港口分工等。
指望出一个政策解决所有事情很难，港口的规划早就做过了，秦皇岛做散货，曹妃甸以大宗商品为主，天津港是集装箱，但是为什么没有实行？
所以，可以尝试设立共同投资主体，成立港口集团，让大家可以分享利益。从目前运输结构和比例来说，各个港口也在调整，天津目前很少做煤炭、矿产品，都是到曹妃甸和秦皇岛，这也是市场的调节。原来天津港有散货码头、集装箱码头，还有油码头，现在也在收缩散货码头功能，市场在逼着它去调整。
推动着区域合作的背后，一定是一系列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所以要发挥市场作用，用价格手段、投资主体来做。
天津、北京面积比较小，河北有18万多平方公里，京津对外的大量交通设施都在河北，压力都在河北，这就需要设计一种分担机制。一个办法就是这种跨省的大通道由中央政府来管，像美国的州际公路都是联邦政府在做；另一个办法就是三地可以坐下来讨论，如果京津不去管，交通建设的压力都留给河北，它当然不愿意去做，大家可以尝试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据我了解，三地也是在讨论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有这种需求，按照这种手段去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21世纪》：河北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些自己服务京津，得到的只有低端产业和环境污染，所以河北人抱怨很多，京津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刘云中：现在像雾霾这样的共同问题逼着大家坐下来讨论，北京市政府也要考虑两千万居民的声音，因此各方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政府有信息、决策和动员资金的优势，不能等着谁想出或给出一个机制，而是一定要自己来做，京津冀各方也都尝试在做，而很多政策都是从底层摸索出来的。
发表时间：2015-01-05 09:01 作者：系统管理员 来源：中国航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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