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船技术、航路贸易与海商海盗成为研讨会关注热点

7月26至28日，2011年“航海•文明之迹”中国航海博物馆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内圆满举行。来自国内外近40名专家学者就“古船与技术”、“贸易与航路”、“海盗与人物”三个专题进行了研讨。

古船与技术  用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推断研究结果

英国剑桥大学程思丽（Sally K. Church）谈及，整理翻译明代造船古籍《龙江船厂志》对于西方了解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龙江船厂志》中所探讨的造船材料以及具体造船的过程与工艺体现了造船的经济性，并关系到如何避免浪费资源以及有效地管理船厂，而且她通过文中“器数”一节内容推断出《龙江船厂志》中所记载的船是先造外壳后造构架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

南京市博物馆祁海宁介绍，根据2010年南京发现的洪保（郑和下西洋船队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墓寿藏铭“五千料巨舶”的记载，提出郑和船队存在特大型船舶已有铁证，再想否定大号宝船的存在已是不可能之事。

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及山东登州博物馆袁晓春在《菏泽元朝古船探析》一文中提到，荷泽元朝古船的发现显示出元朝时期中国古代造船达到的技术水平，首次在内河船发现外板采用搭接，双层底板结构，此外船底板纵向接头设计于舱壁板下，13水密舱设计，先进平衡舵的使用，充分表现出元朝内河船的技术特征。

贸易与航路  立足新资料重新商榷往日研究结论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钱江指出，印尼Belitung海底沉船出水的大批文物（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充分说明，唐代中国海外贸易繁盛的规模远远超乎昔日学术著作的描述和评价。中国陶瓷经由海路外销并不是从16世纪或17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东来之后才开始兴盛，而是早在唐朝时期就已随着波斯舶、大食舶和婆罗门舶等西亚、南亚的商舶前来中国市易而大量流向海外。

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方真真，以西班牙印地安斯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汇集的17世纪马尼拉海关文件为依据，分析了1657～1687年间中国内地与台湾、菲律宾之间陶瓷贸易情形，认为随着海禁的开放，华船赴菲岛的数量暴增，中国陶瓷的外销也随之大增。

海盗与人物  紧扣热点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

福建师范大学郑广南一生致力于福建郑氏海商崛起及其“海上商业王国”的研究。他指出，谈论我国历史上的海商，首推福建南安石井郑氏海商集团。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祖孙三代从17世纪20至80年代期间，建立一个“海上商业王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和庞大的商船队，从事大规模海上通商贸易，其“文明之迹”显著，影响巨大、深远。对于社会大众所关心的郑氏集团是否属于海盗的问题，郑广南教授解释说，郑氏崛起之初，郑芝龙曾在海上进行“亦商亦盗”活动，故也曾被称之为“海上大王”（海盗）兼大海商。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杭行说，郑成功是出于实现反清复明的理想而于1650年代创建和完善其海商集团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成功融合了宗族制度、官僚体系等中国传统的关系网络，与实行分离制和有限责任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展开商业竞争，并使得郑氏集团所得利润略超越了同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实现的收入。

会议期间，多位专家担任专题讨论会召集人，27位学者向大会作了主题报告。会议气氛热烈，在中外航海历史、航海文化与技术等方面形成了共识。开馆以来，中国航海博物馆已连续两年承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国内外同行建立了学术联系、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的平台，同时也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为传承航海文明、弘扬航海精神、振兴民族航海事业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